学习时报:应增设“暴行罪”罪名


更新:2019-05-05 23:05:11    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59

网络上流传的三个青年残酷殴打一少年视频引起舆论公愤,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下,案件迅速告破。与法治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对暴力攻击他人行为的处罚门槛很高。


原标题:应增设 暴行罪 罪名

近日,网络上流传的三个青年残酷殴打一少年视频引起舆论公愤,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下,案件迅速告破,三位行为人落网。如果三人殴打行为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则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三人的行为没有造成被害人 轻伤 以上的危害结果,根据有关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则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只能被治安管理处罚。而刑法中的 轻伤 概念与日常用语中的 轻伤 含义大不相同,刑法中的 轻伤 大部分属于造成较严重身体伤害的情况,即 使人肢体或者容貌损害,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部分障碍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中度伤害的损伤,包括轻伤一级和轻伤二级 。

该案折射出我国刑法在犯罪圈界定和刑法结构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刑法结构上的 厉而不严 问题。根据著名刑法学者储槐植教授的观点,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刑法结构可以概括为 严而不厉 ,即犯罪圈较大,刑罚并不严厉;我国刑罚结构属于 厉而不严 ,刑罚总体较为严厉,死刑罪名较多,但犯罪圈较小,划入犯罪的行为类型比国际通行的行为类型少。我国刑法对犯罪圈的界定偏小有它的优势和好处,如可以避免给更多的违法行为人贴上犯罪 标签 ,有利于其顺利地回归社会,也有利于集中司法资源处理较严重的犯罪。但是,这种犯罪界定模式也存在严重的缺陷,首先,是存在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问题,例如被废除的劳动教养处罚。其次,由于缺乏部分罪名,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人身权的保护不够充分。

以殴打他人为例,法治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对公民人身权的保护非常完善,一般都规定有暴行罪(大陆法系国家罪名)或者殴击罪(英美法系国家罪名)。所谓的暴行罪指单纯的暴力攻击他人的行为。该罪名意味着非法伤害他人身体的任何行为都是刑事犯罪,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不论是否造成实际的身体伤害,而且,对暴行罪的处罚是颇为严厉的。例如,日本刑法第208条规定: 实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处二年以下惩役、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拘留或者科料。 意大利刑法第581条规定: 殴打他人,未造成身体或者精神的疾病,经被害人告诉的,处6个月以下徒刑或者60万里拉以下罚金。 瑞士刑法第126条规定: 殴打他人未造成身体或者健康损害的,处拘役或者罚金。本罪告诉才处理。 对美国各州刑事立法有深刻影响的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111.1条规定,伤害他人身体未遂构成殴击罪,属于轻罪,刑罚是1 6个月监禁或罚金。根据日本法院的判例,只要打击力接触了被害人的身体,即使缺乏造成伤害的危险,也构成暴行罪;如果有造成伤害的危险,行为人的打击力即使没有接触被害人的身体,也成立暴行罪。由此可见,构成暴行罪的构成要件是非常严格的,刑法对暴力行为基本是 零容忍 。总体上,在对暴力行为的刑法规制上,各国是以暴行罪作为制止暴力的基本罪名,将故意伤害罪作为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再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作为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由此构成了对于暴力伤害他人的完整刑事制裁体系。只要有暴力,就属于刑事犯罪,刑罚的适用就具有确定性。

与法治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对暴力攻击他人行为的处罚门槛很高。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故意伤害罪,不但要求有伤害行为,而且要有伤害后果,即造成轻伤以上的危害结果。这里的轻伤,并不是日常中概念中的皮肉之伤,而是包含着 颅骨单纯性骨折 等较为严重的创伤。现实中,有着很多类似令人发指的暴力伤害行为,对受害人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只是由于伤害结果鉴定为未达轻伤,而无法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如果不能对普通暴力攻击他人行为 齐之以刑 ,只能由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但治安处罚的轻微不但无法 以罚压罪 ,而且不利于国民规范意识的养成。暴力行为的非犯罪性客观上容易使国民认为, 暴力并不是罪,只有造成严重伤害的暴力才是犯罪 , 暴力是一种被容忍的恶 。正如有论者所称,部分由于故意伤害罪的入罪门槛较高,使得社会中暴力哲学的信奉者增多,场面虽然残酷但达不到轻伤程度的暴力行为无法作为犯罪处罚,对暴力攻击行为的规范评价和法律制裁力度都远远不够。

实际上,不但是暴力攻击行为在大部分国家都规定为刑事犯罪,即使没有暴力攻击行为,只是以实施暴力犯罪相威胁的恐吓行为,在很多国家也规定为刑事犯罪。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41条规定,以对被害人本人或与其近亲者犯重罪相威胁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根据该条规定,即使没有任何暴力犯罪行为,只要是语言以实施重罪相威胁的,就构成胁迫罪(恐吓罪)。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11.3条规定,为引起他人恐慌 而以实施暴力犯罪为内容进行恐吓的,成立三级重罪,处罚更为严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第422条规定,以实施暴力相威胁的恐吓行为,判处1年以下监禁刑。我国刑法实际上也规定有恐吓的刑事责任,即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 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条款,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293条规定,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这有利于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障。但是,该罪要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实际上也把该罪打击的范围限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比国际通行的入罪标准高很多,同样存在保护不力的问题。

总体上,我国刑法对公民人身安全的立法保护确实存在较大缺陷,缺乏一些国际通行的罪名,保护力度不足,而且暴力行为层出不穷的现实也表明,对普通暴力行为的行政处罚无法有效地遏制肆意攻击他人的暴力行为。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国际通行的立法例,在刑法分则中增设 暴行罪 罪名,并降低恐吓罪的入罪门槛,更加合理地运用刑罚手段对抗、制裁暴力行为。在立法修改以前,为了更严密地保护人身安全,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改司法解释的方式,严密故意伤害罪的刑事法网,取消对构成故意伤害罪需造成轻伤以上的条件要求,对故意伤害罪做严格解释,只要是故意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都构成故意伤害罪。

在今后的刑事立法中,我们不但需要高度重视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也需要加强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刑法保护。我国刑法确定的犯罪圈较小带来了行政处罚刑罚化的问题,例如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法治原则。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解决行政处罚刑罚化问题以后,我们应适当增加保护公民个人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罪名,按照司法程序制裁违法犯罪行为,这是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后,刑事法治建设不应当忽视的重要方面。总之,在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加强刑事司法法治化建设的同时,我们也要重视运用刑事手段保护公民个人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不是刑法理念落后的表现,而是针对我国犯罪圈界定的缺陷需要树立的理性立场,并且,合理运用刑事手段制裁犯罪行为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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